由“千岛湖引水”想到的二三事

狐狸

由“千岛湖引水”想到的二三事

    日前，在论坛里看到一个关于“千岛湖引水”的帖子，本人也做了一些回复、表达了本人的一些看法，但毕竟言辞零碎、不能尽意。这几日，千岛湖的万顷碧波总在脑海中荡漾，于是到网上、也去图书馆，顺着自己所思所想的、去找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本人口拙、更没有生花妙笔，只将看到的一些材料摘录下来，以资大家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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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新安江大移民
    千岛湖，想必有很多人都曾去过，那里烟波浩渺、峰峦叠嶂，一千余座岛屿犹如块块翡翠镶嵌在明镜之中，水碧山黛、风景旖旎。千岛湖之名也是由此而来。
    但，千岛湖并非天然成就，而是一座人工湖，只因在新安江上建起了一座大坝，千百年来滋养润泽着这一片土地、这一方生民的新安江水，便一转成为了悄然无情吞噬家园、逼迫人们背井离乡的苍茫水域……
    从此，解放后一度位居浙西13个县之首的淳安，进入了“倒退十年，徘徊十年，恢复十年”的艰难历程；
    从此，家给人足、安居乐业的二十余万淳安人民，走上了颠沛流离、甚至家破人亡的苦难之路；
    也是从那时起，狮城、贺城、威坪、港口、茶园……一个个繁华富庶的千年名城名镇，悉数淹没于万顷碧波之下、消失在天地之间，甚至于，岁月荏苒，渐渐地不再为后人所记述……
    在图书馆找到了一本书：《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作者童禅福。
    翻开书页，字里行间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半个世纪之前新安江大移民的艰辛与苦难，真可谓是字字血泪、句句悲苦，叫人不忍猝读；不忍读，更不忍写，仅仅是前面这短短百余字，也已经叫我几度停笔。
    还是来看看书中的记述、听听那些历经新安江大移民的古稀老人们的回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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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本是以楷体字标出所引用的书中原文，但不知为何，字体无法设置，这里改为用蓝色标出。）
一、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新中国刚成立，国家百废待举。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目，“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球籍。”1957年毛泽东讲这番话之前，就曾提出了“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动力严重不足，赶超英国从何谈起？开发新安江摆上了中国决策者的案头。
    1954年，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的江华在于毛泽东的交谈中倾吐了雄略大志：“1949年刚解放的浙江省发电装机容量只有3.31万千瓦，年发电量也只有0.59亿千瓦时，到了1953年，全省装机容量也只有4.47万千瓦。全年发电量刚过1亿千瓦时，这与浙江工业快速发展是极不相适应的。1947年1月，浙江省钱塘江水利资源勘测队踏勘了新安江，次年4月上书行政院，要求建电站。国民党想要办的事，我们共产党肯定比他们办得好，办得大。新安江电站建起来，我们浙江的电力就没问题了，现在我们浙江的老书记谭震林也很重视这件事。”
    毛泽东一拍书桌，用浓重的湖南乡音对这位老乡说：“你这想法好，新安江上要建大型水力发电站，我支持。但你不能仅想浙江，要为上海、江苏、安徽做贡献。如果新安江电站装机容量有个几十万千瓦，每年发几十亿度电，那将是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业一个大推进。”   
       根据前期的勘测设计，当时提出了三个开发方案：分别是一级开发方案和二级开发甲、乙两种方案。概括而言，一级开发方案装机容量大、但迁移人口预计超过23万、淹没两座县城（淳安、遂安）55个乡镇（含安徽省6个乡镇）、耕地33万余亩、房屋26万余间；若做二级开发，无论甲乙两种方案，迁移人口均不到10万，其余损失也较少（如遂安县可以全部不淹），但装机容量也只能有20多万千瓦。最终，中共中央华东局确定按一级方案开发。
    建设方案定了，移民方案也同步提出。1956年1月提出的《新安江水电站淹没区移民方案》规划：“新安江水库移民采取开垦荒地，转入农业合作社，就地后靠及迁建城镇等四种方式安置。在建德、金华两地区和歙县安置移民178602人，还有85200人，依靠新建20家工厂，安排农民进厂当工人。”
    然而，同年5月提出的《新安江水电站水库移民第二方案》提出了两点异议：一是水库区农田淹没减产，本就是国家粮食生产的绝对损失，如再由工矿企业安置八万多人，则国家将需要补偿更多的粮食。因此，应着重考虑嘉兴、宁波、温州三个专区的成块荒地及建德、金华两个专区和歙县的可垦地，充分利用安置移民。二是，第二方案认为之前的迁移费每人平均629元明显偏高，拟降至558元/人。
    其后，1957年6月25日，浙江省人民委员会颁发《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工作的初步方案》：
    移民安置区为建德、金华、嘉兴三个专区的29个县，移民安置后每人能保持一亩以上的耕地。
    安置以分散插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转入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为辅，并照顾原有职业、生产习惯适当安置的方针。
    安置方式分散插队178046人，就地后靠16470人，新城镇14139人。
    安置进度，1957年，6714人；1958年，28246人；1959年，48799人；1960年，121863人。
    淳安县城迁至排岭；遂安县城迁至汾口；茶园、港口两镇合并迁至建德白沙乡；威坪镇迁至唐村。   
       之后，国务院又做出批复，其中将每个移民的投资指标控制在478元以内。
    应当说，在当时的物价和工资水平，478元的移民安置费不算低。上世纪50年代，稻谷也是七八元一担，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学徒，每月工资也就是20元左右。各级政府如果真正把这笔钱花在每个移民的身上，不闹重迁，新安江水库移民肯定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后遗症。
    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与新安江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几乎同步推进，几个论证的方案应当说是比较科学的，也是易于操作的，移民的补助费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定的应当是合理的。23万多人的背井离乡，当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开始就偏离了计划，加之政策的不连续，慢慢乱了全局。新安江水库移民比1956年的全国移民“乱子”有过之而无不及。[/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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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万人大迁徙
    新安江水电站1956年8月开工，到1958年和1959年开始的“无产”和“无序”的大跃进迁移，近三十万新安江人为了国家抛弃了小家。浙江省第一书记江华在临终前说：“我对不起淳安人，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那么多，责任在我身上。”（一）远迁试点失败
    根据当时的计划，茶园二村被安置到距嘉兴市区南7公里的王店乡。1957年4月，村里派了代表去参观考察，回来之后总结了“两好三不好”：“两好”即土地好，产量高；副业多，收入大。“三不好”：一是远离淳安500里，亲戚分离，家具难带；二是一望无边的平原，雨多风大，路小难走，柴火贵，吃水差；三是卫生差，害病多。他们听说这里有80%的人患有血吸虫病，虽然不是很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大肚皮和冬瓜腿是实实在在摆在面前的。代表回去一说，多数群众也都要求政府改换地点，否则“情愿自己去死，也不能让子孙去死。”   
    随后的5月13日，嘉兴的两位干部和淳安县移民办驻茶园二村工作组组长林杰来到茶园二村，村民情绪紧张、议论纷纷，要求林杰改换地点。林杰虽反复解释无果，反而被群情激奋的村民追打，进而其余多名干部、公安人员以及驻扎本地的铁道兵武警都挨了打。这就是新安江移民过程中的“5•13”事件。
    事后，茶园二村改为在富阳县金桥乡安置。然而，当时有句话讲“好米出不在富阳，好水流不到富阳”，也是个穷地方。
    一石激起千层浪，更为严重的影响是，这一事件被当时正在兴起的反右扩大化和极“左”思潮所利用，将原本还算合理的移民计划引向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其后，屏峰乡泗渡洲村安置嘉兴武康秋山乡，因为与当地老社员的矛盾、生产生活不习惯以及对地方病的恐惧等等原因，很多移民“倒流”回了淳安。他们原来的房屋田地都已被收归县委、县人委（注：即人民委员会，当时对于政府的称谓。），于是只能到山上搭起了茅棚，刀耕火种，过起了原始生活。据1959年3月2日淳安县人委向浙江省人委报送的《关于德清倒流移民问题的请示》记载：
    现在倒流回来的移民没有户口、粮食关系，没有住房，不少人经常到食品商店里排队买吃的，有的甚至买萝卜充饥度日，如徐才东倒流回来住在张家坑，天天吃萝卜、青菜，人弄得面黄肌瘦。附近的移民群众一方面同情他们，要求政府设法解决，同时顾虑自己将来迁到的地方也不好，造成了极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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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计划“大跃进”
    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的开始，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也紧跟着国家的政治气候，脱离了原本精心制定、还算合理的规划方案、走向了另一方向。
    首先是建德地委提出了“新安江水库移民全部由建德地区自行安置”的报告，随后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批复同意了这一报告，原计划中金华、嘉兴两地的安置任务撤销，两地已为安置所作的各项建设一时间成了虚设，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更有甚者，同年9月，浙江省委下发通知，决定从1958年起移民安置经费按每人平均150元的标准计支。次年6月，浙江省委经请示国务院，又将安置费确定为每人226元。
    其次，水电站建设提速，水库移民也被迫跟着提速。新安江水电站原计划是5年施工期、1961年发电。当时，与新安江电站相仿的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也正在修建。水利电力部和中共浙江省委提出，要与高度机械化的美国比速度。广大建设者立下了“战胜困难，多快好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誓言，工程建设快速推进。最后，新安江电站从主体工程正式动工到第一台机组发电只用了三年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20个月。
    也就是这20个月，新安江水库的移民为此承担了更大的代价和牺牲！
    根据淳安移民办的档案记载：
    195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的66天中，平均每天迁移186户，736人，其中徒步“大行军”移民日均77户，307人；5月9日至14日的6天中，平均每天迁移2583户10289人，其中徒步移民日均高达3624人，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港口联合大队500余人。迁移时，当天晚上开会动员迁移，会开到天亮，早晨全部开始整理东西搬迁，中午12点钟，全村各户把东西全部搬上船，下午两点钟，移民的东西运到茶园码头，卸船后装上汽车，当天连夜全部搬迁到了富阳县安置。
    本书的作者就是当年新安江移民中的一员，当时只有七八岁。他专门写了一节“我的移民路”：
    松崖是松崖乡乡政府所在地，也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站。儿童和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是永远抹不去的。四面环山，中间的一条云源溪把千亩沙洲劈成两块，南岸的松崖古村落中一条长渠穿村而过，这村落上宅的头与下宅的尾相距足有500米。大巷小弄的通道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通道上是横铺的茶园青石板，村中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造的四座大宗祠，是夏天松崖人乘凉，冬天看大戏的好地方。松毛岭脚下的松崖和花洲、云头、息坑、毛家坎、上溪埠等五个村落的童氏后代共同建造祭祖的大宗祠，外观巍峨壮观，第一大厅，两个大人才能抱上的四根大柱子，雕梁画栋，极尽辉煌。据说，水库拆屋队见到后都不愿下手，也不敢下手拆除。童家宗祠后山，有许多几个人才能抱住的大苍松。听老辈人说，上世纪30年代修建浙赣铁路就被国民政府打上了主意。倒下几株大松树的巨大响声，成了全村几百号人的号令，男女老少全上山了，砍伐工人无法下斧就撤退了。直到1956年修建金寿铁路（金华到铜官）才把古松砍得一株不留。保护童家宗祠的一排四株千年挡风翠柏，都不舍得砍伐。时时听家族老人说：“看到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天往上涌，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心真如刀割一样的痛。”
    淳安人祖传就有不走泥路的习惯。淳安地处浙西山区，丘陵山坡，高山峻岭，汇集新安江畔，淳安村庄相邻的山岭，沙洲相连的田畈，邻里相通的里弄，全部是用青石板铺设。淳安村落巷弄中的青石板铺设很有讲究，富村青石板横铺，贫村青石板直砌。我们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岭，山顶上还有个凉亭，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用茶园青石板砌成。淳安茶园青石板远近闻名，据说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故居的青石板都来自淳安茶园。因为徽商路经淳安，水运方便，茶园门口装船，钱塘卸船，便到杭州。
    昔日，淳安耕牛开春有尝鲜的习惯。每年三九严寒，为人服务一年的牛被关进牛棚。我六岁开始放牛，牛早晚被牵出，放风吃上二次水，其他时间，它们就在牛圈里啃那干燥的稻草和苞芦秆。牛盼开春，我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立春之日，大地复苏，枯草吐翠，全村近百头大小黄牛都相继被赶上松崖和威坪镇山头湾村交界的东山尖上。东山尖有睦州第二峰之称。到了山顶，牛的主人给牛鼻套全部卸下，让牛完全地自由。那一个多月是淳安牛最快乐的时刻。据老人说：牛特别有灵性，也特别认“老乡”，只要是一个村庄的牛，白天它们在山上放任地乱窜，晚上就聚在一起，母牛、小牛居中，大牯牛周围围圈着入睡，以防野兽伤害。放在山上的牛从来不曾丢失过一头。春耕开始，大小“牛郎”相继上山牵牛，吃了春天山草的黄牛，头头膘肥体壮。
    昔日的淳安，古树连片，毛竹成林，大山中的野兽成群，狩猎也成了山里人的一大爱好。一到冬天，淳安老猎人上山打野猪，青年人也喜欢去凑热闹。猎狗一叫，山里就响起一片狂叫声，野猪听到漫山遍野的狂呼，四处乱窜，守在路旁的老猎人，见猪枪响，百发百中。山中不论是赶野猪的年轻人，还是砍柴的老农，只要听到枪声，都会赶来。他们喊着去分“刀鞘肉”。打第一枪的人分一只后腿，其余所有的人只要扎野猪的抬杠没有上肩前，见者有份，童叟无欺。
    ……
    如此美好的回忆，现在只能在梦里相见了：
   （1958年）3月25日，淳安县移民办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公社，召开了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和社长会议。又派村代表去考察，我们村去参观的是孙彩莲和童春香，回来当天晚上召开了全社社员大会。孙彩莲这位有魄力的女支书，在会上动员说：“新安江大坝提前封堵，我们就得提前移民。我和春香到开化考察，也没有选择余地。党和政府号召了，我们就得响应。上级安排了我们村搬迁的时间是4月15日，这一天我们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今后走集体化道路，吃饭在食堂，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
    那天的会，说是动员会，实际上是下命令。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简单，干脆，做事只需一级一级地往下命令。
    但说是下“命令”也不尽然，这里面还隐含着对未来、对集体化道路的期望。如果真的共产主义了，吃在食堂，住在瓦屋下，还要带那么多拖泥带水的杂物干什么呢？
    这日子来得太匆忙了，短短的20天，他们能做些什么呢？什么都来不及了。
    4月8日，我妈妈不顾一切赶往排岭，把爸爸从淳安建筑公司拉了回来。
    这天开始，松崖供销合作社就在童家宗祠门口操场上，收购坛坛罐罐。木头、门板6角钱100斤，大橱柜每只5元钱，小橱桌每只2元钱，大坛1元钱1只，小坛只能卖1角钱。开始一天，大家还有一点积极性，第二天，热情急降下来。后来，不准带的家具干脆丢弃在家里了。只是在传统的观念里让他们留下终生遗憾的，是他们顾不及把祖宗的尸骨从山脚坟墓中搬到山顶，也顾不及上山去向祖上求愿和祈祷。松崖村这千年古村落就将永远浸入水中了。没有告别仪式，但 真的就要永远告别了，告别居住了一千多年的松崖古村落，告别824亩日夜耕种的良田肥地；还有2400多亩青山以及马上要像沙子一样散去的邻乡的乡亲和友朋。而对我来说却是要告别朝日相处的同学……
    移民开始了，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搬家具、农具，最后留下一只大橱柜，我爸爸跟我说：“大郎，你妈腰不好，这只大橱柜就我们两个人抬吧。”我从堂叔家里借来两根竹竿，爸爸把前面的竹竿留得长长的，抬起后，爸爸的双脚和大橱柜的两脚经常相撞。松崖到息村埠码头上船有五里路，当时身高不到1.5米的我，抬着一百多斤重的柏木橱柜，翻过了松毛岭，也不知歇了多少次，我也不知流了多少泪。爸爸一路上总是说：“再坚持一下，就到了。”这句话我爸爸每讲一次，我大颗大颗的眼泪就往下掉。已经过去了近50年，但那情景现在还常浮现在眼前。4月14日下午，安排给我们村的131只船全部在息村埠码头装好了坛坛罐罐和零零星星的家具、农具。百舸待发，那气势很壮观，但在壮观的背后，充满着心酸和泪水。
    当天晚上，我奶奶和我爸爸妈妈坐在堂前的土油灯下，只是默默地流着泪。那夜是我奶奶最伤心的一个晚上。我奶奶20岁来到我家，当年爷爷就去世了，奶奶守寡多年，独自养育爸爸。移民前那些天，狗杀尽了，鸡杀绝了，老黄牛也屠宰了，晚上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安静得令人心慌；黑暗得令人窒息。但在晚上，家家户户都透出土油灯微弱的光亮，离别的前夜大人们无意入睡，点一盏灯静静地首页。
    估计已过半夜了，奶奶突然发话：“我最担心的是大郎爷爷了，现在他爷爷的坟还在松毛岭脚下，水漫上来，首先是淹到他爷爷。”在上代人中，虽然坟中什么也没有了，但依然还居住着维系活人的先人魂魄，没有他们的庇佑，后代如何能够安宁与发达呢？短短的20天，活人的生计都安排不妥，哪里还顾及得了长埋于地下的祖先。但顾及不了不等于不念想，妈妈爸爸十分无奈地说：“那怎么办？”爸爸说：“我现在带着大郎上坟去。”
    也只有这么一条告别的路了。
    妈妈把我叫起来：“你跟爸爸去看爷爷。”那是，破除迷信，香纸烛火都无处买，我带着准备路上吃的豆腐干、点心和我的作业本，摸黑去上坟。我在爷爷坟前，点着从我作业本上撕下的一张一张空白页，替代承古以来的念过佛经的香纸，擦一根火柴“嘶”的一声燃起一蓬火，火光是阴阳两界的信号与通道。拜了，念叨了，致歉了，我把作业本都烧尽了，爷爷原谅我们了么？当我拍拍两膝站起来时，发现松毛岭上上下下点点闪闪的烧纸亮光和轻轻的哭泣声，离别时那种悲戚好低鸣不断地在山谷中回旋。
    从爷爷坟上回来，妈妈稀饭已烧好，这是最后一餐故乡的早饭，也是在父母亲手建造起来的房子里吃的最后一餐早饭。奶奶和爸爸妈妈什么话也不说，我们没成年的兄妹自然也不敢说话。整个厨房只听到唏溜唏溜的喝粥声。走出家门，天色微明，在幽深的山的背景下，家家屋顶冒起了袅袅的炊烟。
    我一生见到奶奶最悲伤的时刻，是那天清晨的“起锅”。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待爸爸一声令下“起锅”了 。当爸爸拿起柴刀，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那一刹那，年过六旬的奶奶“扑通”一声跪在灶头前，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这口灶，伴随奶奶40年，抚育了儿孙两代人，见证了奶奶孤儿寡母的辛酸和苦痛，奶奶那压抑了半个多月的情绪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宣泄。
    我们扶着奶奶走上了通往开化移民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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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个月建起一个县城
    新安江水电站的兴建，淹没了两座千年古县城，同时也造就了两座新县城。
    浙西的淳遂两县系一天然盆地。四周均为高山峻岭，北靠复船岗、葛蒲岭，东邻太阳山和毛岭，南有千里岗，还有龙门大山，与安徽交界的淳安西部是新安江水的源头，日流塘头、百峰山，涓涓细流从各千米高山汇入徽港。四周千米高山围聚起的淳遂盆地拥有大片耕地，而且大量是新安江、遂安江、云源港、梓桐港等十几条山溪冲刷堆积起的冲积平原，地肥水美。新安江上游直通安徽歙县屯溪，下经建德直连杭州，向南沿兰溪江可直通金华、衢州。东汉开始，便逐步成为浙西重镇。位于遂安港中游左岸的狮城，下通港口与新安江航运衔接，。到了上世纪30年代，遂杭、遂衢通衢大道打通，全县物资集散才变得便利。盆地中已有十多个与狮城相邻的集镇，基本实现了半商半农。
    茶园镇盛产青石板，依赖着新安江和太平、富德三江总汇枢纽，依赖着得天独厚的三源，青石板就成了茶园人的摇钱树。茶园沿街西侧店铺林立，1926年已有了电灯照明和机械碾米，到1944年，镇上已有八千多人。
    淳安、遂安和安徽歙县三县水路交汇点上的港口镇，在商业繁荣程度上居淳安、遂安之首，故有“金港口、银茶园”之说。1944年港口镇也有八千多人，商店一百多家。
    坐落在新安江中游左岸，名为“万年镇”的威坪镇，为浙皖边界重镇，是浙西通往安徽歙县、屯溪等地的水路交通要冲和重要商埠口岸，1921年，威坪商人胡润相办起了威坪电灯厂，在富春江、新安江上市继桐庐镇后的第二个山城亮起了电灯。
    然而，随着大坝建起、水库蓄水，贺城、狮城、港口、茶园、威坪都相继沉入水底。大半人口外迁，后靠移民不足30万，最后浙江省委、省人委决定，淳安、遂安两县建制合并，成为新的淳安县，新县城在距老县城15里的山坡上重建，这就是排岭，现改称千岛湖镇。
    从1958年2月21日破土，到1958年10月1日淳安县委、县人委和其他行政事业机关单位陆续迁入为止，一个县城，在一座荒秃的山顶上建起，只用了222天，这可谓创造了世界奇迹。但，在奇迹的背后，留下的隐患却令人心酸。
    两年多后，1960年12月，淳安县城建办公室对新城镇建筑质量进行了鉴定验收，发现有10幢泥木结构的房屋因施工及材料（旧木料）低劣，泥墙墙体出现倾斜。此后，屡有房屋倒塌。新安江移民的城镇人从贺城、狮城、港口的古建筑群搬进了危房的泥墙屋，整天就担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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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字受阻，变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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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引用了很多书中原文，只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完整地展现新安江移民过程中所遭遇到的艰难困苦。但，那么多的文字，所反映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新安江人所遭受的苦难还将继续……
    书中的文字很长，我这里只能是简短截说了：
    背井离乡、毁弃家园，是辛酸的；白手起家、重建家园，是艰难的。但，新安江人是有聪明才智的、也是吃苦耐劳的，他们不畏艰辛，期望在移民之后的新家园能够再创幸福生活。
    然而，天灾人祸，并没有对他们有过丝毫的怜悯和恻隐。
   “大跃进”运动的“左”倾思想，体现在实际工作中，便出现了诸如“编连队”、“大行军”、“新长征”、“无产移民”、“洗脚上船”等新名词，甚至规定一百公里范围以内，全部实行“大行军”徒步移民。移民前，各级干部动员说“农家具早处理掉。现在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还要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干什么”“全国都进入共产主义，吃饭哪里也不要你们担心，这次移民你们农家具什么也不要带，粮食现在统购统销，全部卖给国家，你们带粮票、钞票去就行。”移民到了安置点，在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粮票、钞票全部上缴，新社员、老社员一起吃大锅饭、过起了有福同享的“共产主义”了。可惜过不了几天，原本一日三餐二干一稀就变成了二稀一干，不多久，就只能全是喝稀饭了。再往后，“三年困难时期”，与全国各地一样，只能是漫山遍野挖野菜充饥了。同享福易、共患难难，新老社员之间的矛盾也就逐渐地加大变深了。其实，这完全不是什么觉悟高低之类的问题，人要生存，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当地的老社员，认为新社员来了是抢他们锅里的饭吃，就一肚子的怨气；新社员认为自己是从富裕地区来的，从来不为吃饭的事情担心，现在却是连稀饭都喝不上了，也是怨气满肚。再加上各级干部在工作中有意无意地将新老社员区别对待，于是矛盾积累到最后，终于出现了大量的聚众闹事、打架械斗事件。
    这可以说是人祸。
    如前所述，原本的淳遂盆地，山清水秀、地肥水美，人们祖祖辈辈从来没有听说过血吸虫这个“瘟神”。然而，作为移民安置的很多地方，如开化、龙游、常山，还有嘉兴等，当年都有血吸虫流行。很多移民一落脚，不出半年，就感染上了这个“瘟疫”，有的甚至是全村人都生病住院。虽然国家大力开展查螺、灭螺、查病、治病工作，但血吸虫病对于新安江移民来说，轻则致残、重便丧命，就算是救治回来了，也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
    这可以说是天灾。
    面对灾祸，移民们为了生存，主动地、被动地又一次踏上了迁移的崎岖之路。重迁，本是为了躲避灾祸。然而，重迁其本身就是一场新的灾祸。
    天灾人祸，导致了新安江移民的“三潮”的出现：自流潮、倒流潮、滞留潮。
    自流，漫无目的、随波逐流；倒流，打乱计划、有家难回；滞留，水逼家门、上山“落草”——
    前面是为了语句的对仗，将这三股大潮分开来描述，其实，又如何分得开来呢？
    三潮汇聚，对新安江移民工作形成了更加厉害的冲击波。
    说倒流者有家难回，因为他们本来是按计划移民到别处的，原来的房屋、田地、山林或拆、或淹、或作为别的用处，早已不再属于他们，倒流回来，真的就是既无片瓦遮雨、也无寸土立命了；
    说滞留者上山“落草”，大坝一天天增高、库水一天天上涨，很有可能就是一觉醒来、水已经淹过了床脚，没办法，只能上山逃命，搭起草棚栖身，靠着一把柴刀一把锄头、开垦几亩荒山艰难度日，久而久之，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该归哪村哪乡管辖了，于是便成了“黑人”……
    所谓“黑人”，就是没有户籍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管理情况下，没有户口，很多事情都没法办，更何况是那个吃穿住用样样都要凭票凭本的年代呢。
    滞留在本地的成了“黑人”，自迁到江西、安徽的同样也成了“黑人”。以至于，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部门、任何机构。任何人能够报出一本确切的账来，来说清楚新安江大移民到底移民了多少人！

狐狸

写到这里，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笔。
    究其原因，首先，自然是我脑子笨、笔头不灵光；
    但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因为新安江大移民，这笔账太纷乱，很难说得清；
    同时，这段历史也包含着太多的辛酸血泪，读之尚且叫人几度哽咽，要写下来，真的太伤神了。
    好在，书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去读、去探究、去感受。
   《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   
    作者 童禅福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

    另外，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在网络上又发现了一本书：
    书名《怅望山河》，作者 朱幼棣
    这本书中也有一个章节是讲述新安江水电站的，当然又不仅仅限于此，还有关于其他很多关于地震、关于三峡、关于南水北调等等的论述。有兴趣，也不妨一读。     

狐狸

斯人已逝，去者为尊，对于当年的决策者、执行者，我不敢妄加评说。但是，对于数十万背井离乡的普通老百姓以及他们的子女们，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不知道在新安江水电站有没有建立一个纪念馆之类的，但我觉得，真的应该为那些普普通通、默默奉献的新安江移民们建立一座纪念碑，让后来者都能记住这些中国工业起步、发展的奉献者，同时也是中国工业起步、发展的牺牲者。

狐狸

之二：茅以升先生与钱塘江大桥
    说起纪念碑，月轮山麓、钱塘江上的钱塘江大桥的确堪称一座丰碑。桥头北岸小小的街心公园里，至今矗立着它的建设者的铜像，那是历史和后来者对于先贤的崇敬与感念。
    对于茅以升这个名字，想必很多人从小就在课本里记住了；对于钱塘江大桥，尤其对于生长在杭州的人们而言，更是再熟悉不过了。甚至于，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在意它的存在了。毕竟，它在那里已经很久了，而今已经是第七十六个年头了；它老了，但它老而弥坚；它旧了，但它历久弥新。它的头顶有着“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钢梁双层公路铁路两用桥”的桂冠，或许在现如今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世界第一面前，并不那么吸引眼球，但，这顶桂冠一如它的桥基一样扎实、一如它的钢梁一样厚重。
    这里引述两段文字：
    设计时速20公里，如今跑到百公里   
       沿着人行道走一走，就能看出大桥已经上了岁数，桥墩上和护栏底部，弹痕随处可见———它被大规模炸过三次。现在钱塘江大桥日通行汽车超过一万辆，火车超过150辆。
    “茅以升修桥的时候，是按照20公里的时速设计的，设计荷载铁路面轴重50吨、公路面15吨。当时平均每天仅有150多辆汽车、4.9对火车通行。”研究钱塘江大桥史的钱塘江大桥纪念馆工作人员钟光明说，“70多年过去了，在这座桥上，动车可以跑到时速120公里，汽车也可以跑到时速100公里，40吨、甚至60吨重的汽车也在桥上跑，的确是非常神奇。”
    钟光明说，放到今天的标准来看，钱塘江大桥不仅超期服役，而且也超限、超载。“工程班子每次为大桥做完评估，都肃然起敬，当年是真把修桥当成百年基业在做。”

    “炸药放不对位置就炸不掉的桥”   
       上海铁路局杭州工务段钱塘江大桥车间30多名养护工负责养护大桥。20年来天天与桥为伴的车间主任何光明说，现在的养护主要是针对铁路的枕木，大桥的结构一直保持得很好，钢梁也是15-20年才做一次重新漆装———也就是涂刷一层漆。
    大桥至今没有进行过技术上的大修，2000年的维修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仅仅是更换了公路桥的桥面板。“我说一件事，你就能知道这座桥有多牢固。这是一座炸药不放对位置都炸不掉的桥。大桥的5号、6号桥墩在1937年、1944年和1945年被炸过，但至今仍能正常使用。”钟光明说。
    1937年12月23日，茅以升接到密令，对钱塘江大桥实施爆破，只留下残存的桥墩。抗战胜利后，1948年5月，在茅以升的亲自主持下，钱塘江大桥又成功地被修复，兑现了他“抗战必胜，此桥必复”的誓言。

狐狸

再回头来说说茅以升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茅先生与钱塘江大桥可以称得上是互为表里：钱塘江大桥是茅先生的代表作，茅以升的名字也永远地镌刻在了钱塘江大桥之上，更是永远闪耀在史册丹青之上。
     我觉得，茅先生之所以会赢得后人的铭记，原因有三：
     其一，是茅先生的专业素养高。茅先生少年立志、好学上进，青年留洋、负笈美国，学成归国、矢志报效。钱塘江上波涛汹涌、素称险恶，水文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民间素有“钱塘江无底”、“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等的说法，在工程技术界也认为在钱塘江上架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茅先生有胆有识，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历时三载终于建成。从这一层面讲，茅先生是实实在在能堪重任的专家，而绝不是有名无实、滥竽充数之辈。
    其二，是茅先生有良心、有操守。前面已经引述了，年近八旬的老桥尚且能够挺立如故，建成不过十三四年的后来者却已经出现引桥坍塌的严重事故，怎不令人汗颜。其实，开头讲茅先生“有良心、有操守”，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这么讲，在茅先生以及诸多先贤看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我们现在却要当做一大光辉品质来宣扬。
    其三，是茅先生的一腔爱国情怀。钱塘江大桥动工之日、已是民族苦难日益深重之时，大桥建成通车之日、却已是战争阴云压城之时。1937年11月17日公路桥开通，茅以升后来回忆说：“所有这天过桥的10万人，人人都要在炸药上面走过，火车也同样风驰电掣而过。开桥的第一天，桥里就先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要算是空前的了！”茅先生亲手建桥，又亲手炸桥，那样的痛苦、那样的无奈，简直欲哭无泪，满腔悲愤又有谁人能够体会。坚守着“抗战必胜，此桥必复。”的信念，茅先生的愿望终于在1946年得以实现。亲手毁桥，又亲手复桥，这也堪称是古今中外空前之事了！
    有此三点，茅先生树碑立传当之无愧！